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加入wto以及房地产市场化以来，工业基础设施投资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经历了长达15年的高速增长，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当仁不让的老大，在总投资中的占比也最高。但与此同时，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与消费需求却明显错位：一方面，支撑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基本消费的基础设施供应不足，各地普遍出现严重程度不一的“空城”现象与此关系最大；另一方面，满足城市化外来人口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供应缺口始终很大，各地不得不以户籍管制来掩盖基础设施供求矛盾。还有，支撑因收入增长而升级的消费需求、因老龄化而产生的养老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供应滞后，其中尤以教育及医疗的高成本最为典型。
造成基础设施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根源，在于基础设施供应模式的缺陷，即单纯以政府为主体(特别是地方政府)，没有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。事实上，每个人的消费需求特征不一样，只有社会资本才能聚合和探寻社会千差万别的消费需求，并以此来选择基础设施供应的最佳模式和运营管理模式。尽管政府具有供给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义务，在绝大多数国家，一般也都是由政府来建设和供给基础设施，但往往因为供给的有效性不足，不但选民不满意，而且给政府造成了沉重的债务压力，以及夹带在其中的腐败和社会矛盾。
因此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供给基础设施(即ppp)被证明是一种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供给模式。这种模式很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相对优势，基础设施供给周期长、投入资金大、风险高、终端消费者承担能力弱，在项目规划、政策和政治风险担保、财政补贴上，政府有突出的优势，并能通过政府资本来引导和兜底，而社会资本的优势在于具体项目建造、运营和管理。二战以后，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公用事业市场化趋势，均采取了ppp模式。
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，消费需求已被激活，未来“人本”时代将代替“物本”时代，消费释放和升级时代已经到来，这意味着未来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呈数量级增长。同时，随着经济增长进入“中高速”时代，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会逐渐下降，城市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，基础设施的投资价值见长，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的意愿上升，而因预算和债务紧约束，政府资本投入将下降，ppp模式就成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必然选择。
以“共担风险、共享收益”为特征的ppp模式，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的产权结构，即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在法制平等地约束双方的前提下，和谐相处、兼容并包、优势互补，共享同一个社会所有的投资机会、共担投资风险，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内“一股独大”，社会资本总也无法打破“玻璃门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ppp连接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财政制度，需要上升到构建国家治理体系，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。这就是为什么ppp模式不仅进入了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，而且是“一带一路”规划(丝绸之路经济带、海上丝绸之路)和“基建走出去”战略的实施路径的原因所在。
在加速推进对内改革、建立对外开放新战略，重塑国家竞争优势(高端制造业)的新时期，先要对内树立起产权主体地位平等、包容性增长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模式。在这一模式中，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平等的民商法律主体，其权利义务规范和纠纷解决，只受《合同法》的制约。这样，不仅基础设施供应有效性的问题解决了，而且建立起了“人本”取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，这是现代财政、现代国家能力、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，即产权平等、包容性增长、(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)共享发展和共担风险、终端需求导向。
有了这个“人本”取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，在我国以广阔需求为基础的改革“试验场”中，我们就能不断壮大高端制造业的大国优势，以及由此对其他国家形成的扩散效应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对外开放新战略和基础设施“走出去”的战略中，实现制造业大国优势向强国优势的转变，进而以展现负责任大国地位的姿态，顺利实现我国制造业强国的目标。
在全球互联互通的“大数据”时代，要推进国际或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合作，实现合作方的互利共赢，就得遵循“收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的基本原则，这种合作事实上就是ppp模式的国际化延伸。我国“一带一路”规划和“基建走出去”战略，其目的除了整合区域资源，以更广阔的市场实现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向强国优势转变外，还有以平等共赢为原则，以基础设施供给作为授予相关国家之“渔”，在助推这些国家经济上转型发展的同时，弥补这些国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“短板”，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的意义。所以，这一战略和合作模式下的资本输出，既不同于殖民地时期的资本输出，也不同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，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授人于鱼的“扶贫式”资本输出。从基本原则与具体路径看，以我国主导成立的“亚投行”和“丝路基金”作为融资支持的长周期、高风险、多元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输出，是“收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原则的最佳兑现途径。因此，牢牢把握住这一条，是我国担当资源整合者和主导者的前提。
(作者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)